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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D,尋求理性的建設之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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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D“熱”遍全國

  2003年4月,湖北襄樊要建設CBD(中央商務區)的消息傳出后,引起廣泛關注。一個地級市何以建設CBD?襄樊市城建局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:襄樊的CBD實際上是一個概念,并非真正意義上的CBD,其目的是為了便于對外進行房地產開發招商。這樣做的副省級以下的城市也不是襄樊一個,甚至還有縣級市也有這種想法。

  時下,杭州宣傳較多的中央商務區(即CBD)有兩個,一個在錢江新城,還有一個在下城區。如今,城北的銀湖別墅也日益煥發光彩,提出打造區級CBD。雖只是寥寥幾筆,但也展示了古運河邊的CBD夢想。更多的城市則把老城區改造、新區建設和城市中心區建設與CBD聯系起來。來自浙江慈溪的消息是,作為慈溪中心城區的舊城改造項目,慈溪中央商務區占地16萬余平方米,總建筑面積41萬余平方米。

  北京的CBD建設也漸入佳境。目前,北京CBD區內大量寫字樓項目紛紛開始動工興建,市政、道路建設大規模展開,這些重點工程的啟動標志著北京CBD區內各建設項目正在有序地進行,財富中心、北京電視中心、銀泰中心的開工建設,國貿三期和中央電視臺新址工程計劃年底動工……隨著這些重點項目陸續進入建設階段,北京CBD的建設以有條不紊之勢步入了正軌。

  有關資料顯示,目前正在興建CBD的地級以上城市有36個,其中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四個直轄市,武漢、成都、南京、福州、濟南等10個省會城市,另外還有深圳、廈門、大連等20多個沿海城市。

兩種觀念的交鋒

  面對全國的CBD建設熱潮,有關業內人士點出CBD建設的“軟肋”:盲目跟風,想搭一程時髦的CBD順風車,以此提高當地房地產開發熱度和官員政績;嚴重的偏離軌道,開發商更熱衷于短平快的高檔住宅,作為商務區重頭戲的寫字樓的建設由于貸款較難、投資回收期較長、風險較大而受到冷落;CBD功能被泛化、弱化,使中央商務“頭重腳輕腹中空”,削弱CBD的核心凝聚力;求大求洋,似乎高樓林立便是CBD的象征和內涵等。

  因此,一些專家希望按照嚴格的CBD概念來操作。他們認為,按照中國城市歷史和現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,我國只發展北京、上海兩個有資格建設CBD的城市,其他城市則限制CBD的提法,不要將中央商務區和商業中心區、新城區建設和老城區改造并提而論。

  而另外有關人士則認為,不要拘泥于CBD的概念,中國可以大力發展CBD,只是要將CBD分為三六九等,即不同級別的CBD。因為CBD既有全球級的、國際級的,也有區域級的。如在建設北京、上海以外,廣州可以建成華南商務的副中心,而沈陽、重慶、武漢可以建設成東北、西南和華中地區商務的主中心區。

  有關消息顯示,2003年8月19日成都的CBD規劃出臺后,曾經作為議案提交人大代表進行討論,許多代表認為CBD聚集著人氣財氣商氣,是城市經濟實力的象征。他們認為建好后的CBD,將吸引著成都周邊乃至全國各地和國外的資金不斷流入這個“財金漏斗”,這種巨大的聚集效應是不可估量的。

真正的CBD建設之路

  在發達國家,CBD是一個地理概念,在發展中國家,CBD建設往往成為一個城市發展的戰略。

  面對兩種觀念的交鋒,作為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的CBD建設到底路在何方呢?

 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楊保軍強調,建設CBD,首先要明晰其概念和實質,切不可將CBD與其他功能區相混淆。CBD的建設如果缺乏市場的積淀和引導,則容易因急功近利而失敗。這方面已不乏前車之鑒,如當年法國為迅速提高國家競爭力,采取戰略措施規劃建設巴黎的CBD——拉德方斯,但是由于CBD的核心功能是金融、貿易、商務中心,而法國的主導產業由制造業轉為金融業需要一個過程,因此拉德方斯前8年的財務狀況并不好。我國也曾有過失敗的教訓,10年前廣州規劃建設CBD時,房地產商先行進入,建造了一百余萬平方米的住宅社區,但是真正意義上的CBD商務功能設施仍然是“紙上談兵”。有關權威專家認為,目前我國初步成型且有所發展的CBD是北京建外地區和上海陸家嘴。其他城市如深圳、武漢、沈陽、重慶、廣州都處于打基礎或形態初現或步履維艱的階段。就是目前發展最好的上海陸家嘴,專家認為與國外相比還存在不小差距。

  那么,根據CBD內在要求和參照國外CBD的發展,在這眾多要發展CBD的城市中除了京滬以外是否有發展的資格?深圳城市規劃設計院的陳偉新博士認為,廣大中西部地區除了成都、重慶和武漢以外,其他廣大地區根本不具備前提條件。而且,成都、重慶和武漢還只是有一定的基礎,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努力。他認為具備發展CBD第二階梯的城市有廣州、深圳、杭州等外向型發展較快的城市,其他的城市可以將CBD作為一個努力方向,在城市核心區開發時為CBD的建設進行預留。而且從建設情況看,即使現在經濟發達的深圳、廣州在建設的也只是公共建筑和住宅,與CBD內在要求尚有距離。

 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規劃設計所所長朱子瑜認為,CBD在國外已經有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,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則剛剛開始。這個時候,國內各地城市就開始把CBD當作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“現實途徑”,必然導致急功近利和資源浪費。而且,從數量上來討論中國需要多少個CBD是不科學的,需要在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之上的科學的規劃和引導,純粹的外力是在沙灘上建造樓房,缺乏經濟基礎不是變味就是倒塌夭折。當我國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,如北京、上海,內在的需求加上政府引導自然就會形成CBD,而不是靠我們拔苗助長。

摘自《中國建設報》